平之世可以大行其道,但在战国求存时期,却不能成为用才的主导思想,因为人无完人,金无足赤。可是纵观诸葛亮主政后期,先德后才的思想偏偏成了他用人的主导,其弊端自然也就逐渐显现。
譬如蜀中原有人才中,自认才智仅在诸葛之副的廖立,被长期放在清闲职位挂名;能臣李严允文允武,却因粮运一事被贬,再未大用;大将魏延就更有趣了,只因“脑后天生反骨”便不能尽其能而用之,最终在诸葛亮弃世不久被逼谋反。
再有就是,德、才这种东西,本身很难列出什么具体标准,多数情况下只能以个人标准来判断。参军马谡,马氏兄弟以名声起仕,后随军献策,深得诸葛认可,结果街亭一役,一着输,全盘输,整个北伐功败垂成。
所以高务实的人才培养计划,更加偏向于从低处做起,从小事做起,首先看能力,其次才去考虑德行。如果手底下某个人可能有才,那就给他一个机会负责某件差事,而高务实自己就从他这件差事的办理中分析这个人的性格、能力、品性等等,然后再考虑对他今后的使用,或者说考虑进行倾向性培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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