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方孝孺一人,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。
由是,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,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。
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“祖制”惯性,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。
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,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。
北宋时,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,经济、文化水平较高,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,且由于国都在开封,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。
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:范仲淹为苏州人,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,寇准为陕西渭南人,韩琦为河南安阳人。
但到了明代,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,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;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,故其政治、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。
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,“金榜题名”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,以至于皇帝不得不改变科举的全国一榜,将之划分出南北榜等,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持平衡。
但即便如此,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,至少应该没有达到皇帝们想要的结果。因此到了明末,影响最大的“东林党”、“浙党”、“昆党”等,更是无一例外集中于苏锡常地区。
这就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,进而抱团结党,共同进退。
高务实若是没有出现,高拱的那个“高党”不过就是昙花一现,完全只依靠高拱一人,高拱本人一倒台,高党便直接烟消云散了。
同样,如果没有高务实帮高拱整合出一个高党的话,张四维的晋党其实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控制的——除了蒲州张家之外,王家、马家等都是晋党的大佬,原来是不逊于张家的。
只是由于高务实把张四维和高拱给“串”了起来,使得张四维可以反过来借高党之力树立自己在晋党之中的绝对优势,从而形成独大的权威,这才把本来有些零散的晋党也整合了出来。
双方联合在一起,基本上就形成了实学派的基本盘,而站在它对面的,便是如今的心学派了。(实际上也由于高务实的经营,浙党几乎难以出现,至少难以如历史上的浙党那样出现。)
而眼下,随着高拱离世、郭朴致仕、张四维丁忧,心学派终于从十多年的隐忍中发觉机会,在某些海商的金元支持之下,开始做出了“收复失地”的第一次试探。
它伸出了第一支爪子。
许国没有看出这一点,或者即便看出来了,但却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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