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并非五大老之专权。
关于关键的第二点,五大老确实连署(或者某几位大老连署,甚至家康单独署名)了不少知行宛行状,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为知行增加、遗领安堵、当知行安堵及转封几种。
从日本学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庆长三年(1598)十二月至庆长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发的62份知行宛行状中,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。
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减封越前,秀吉死后的庆长四年(1599)二月五日,重新转封筑前、筑后,而其越前旧领由同为秀吉亲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继承,知行由八万增至二十万石。
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,一是二人均为秀吉亲缘,二是在宛行状中明确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阁之旨,即丰臣秀吉生前既定计划的践行,这明显也是为了强化“一门”的势力。
在那之前一个月前的正月九日,加增萨摩的岛津忠恒知行五万石,以奖励其在朝鲜泗川之战的军功(注:岛津忠恒是义弘之子,他没去朝鲜,军功实际上是他爹义弘打来的),至于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万石,是作为其普请越前府中城的普请费用。
由此可见,大老连署的知行加增事项,除了实现秀吉生前遗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,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。至于子继父的遗领安堵、当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转封,则只是对于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确认罢了。
因此从上述比例可见,五大老虽然具有知行宛行权,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极其有限。
在庆长五年(1600)二月一日,德川家康曾独断下发宛行状,将森忠政由美浓七万石加增至信浓十三万七千石;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军役;二月七日,加增细川忠兴丰后飞地六万石。
家康之所以能够这样做,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后,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国的空档。待同年四月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回来后,又再也没有哪个大名新增知行了。
而且,从上述诸多宛行状来看,都有“被宛行之”,可见知行授予的实施主体并非五大老,而五大老只是名义上代为执行,其授予主体依然是作为权力顶点的丰臣秀赖。
不仅如此,在丰臣秀吉死前十三天,即庆长三年(1598)八月五日,五大老与五奉行互换的起请文中,互相保证遵守法度、不结党,其中关于知行的要求也是一样。
在丰臣秀赖成人前,凡知行之事首先要详细调查,再由家康及其他大老外加五奉行会商,最后遵照少数服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