班岗……
萧瑀呷了口茶水,说道:“正如中书令之言,与噶尔家族结盟,的确是短期内确保河西安定的好办法,然而越国公奏折之中言及于河西开设榷场,主持大唐与吐蕃之间的商贸往来,未免欠妥。众所众知,因为青稞酒之故,使得如今吐蕃亟需大量的粮食,若是将粮食运输之道路经由噶尔家族之领地,必会使得逻些城里那些个吐蕃贵族心生担忧,唯恐噶尔家族恣意截断其粮食贸易之路。松赞干布乃是一代人杰,雄才大略,焉能坐视命脉被旁人攥在手中?只怕榷场一旦设立,吐蕃便会兴兵直出青海湖,进而威胁河西。”
虽然与房俊乃是同盟,但并不意味着萧瑀就要对房俊的建议一味附和,因为双方的立场不同,所属势力不同,利益便不同。
原本“东大唐商号”与吐蕃之贸易,走得乃是蜀中直入藏地的古道,而蜀中素来与江南士族联系密切,反而与关陇门阀极为敌视,这就使得与吐蕃之贸易当中,江南士族的利益极大。
然而一旦改由河西横穿祁连山途径青海湖进入藏地,那么整条路就将完全掌控在关陇门阀手中。而关陇门阀眼下遭受打压,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两国之间的巨量贸易,得益的必然是山东世家。
萧瑀作为江南士族之领袖,岂能坐视原本攥在手中的利益,被山东世家所攫取?
所以任何时代,每一样政策之制定、实施,都绝非顺应时势、时代之发展那么简单,而是要顾忌多方面的利益,在此基础之上取得平衡、妥协,之后才能推行开来。
诸如历史之上多次变法那般,是朝中衮衮诸公都是愚顽之辈,不识时务、见不到以往之弊端,更见不到新政之优点么?
非也。
能够在天下亿兆庶民之中爬到朝堂中枢,执掌帝国之运转,哪一个不是人精?然而正是这群人精,却一次又一次的阻碍新政之实施,抱着老旧的制度不肯做出丝毫改变。
何也?利益耳。
王朝初期,整个社会阶层发生巨大之变化,这个时候是推行新政最好的时候,帝王的利益几乎与门阀、士绅之利益一致,所以这个时期往往社会稳定、锐意进取,若是遇到一个勤于政务的帝王,盛世可欺。
然而随着阶层的稳固,利益之划分也趋于稳定,这个时候谁若是想要改变以往之社会结构、国家运转,势必要触及那一部分既得利益者,而这些既得利益者,却一定是当时社会最中坚的力量,岂能部遭受到汹涌澎湃之反噬?
到最后别说新政的实施者了,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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