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电视上看到我家乡某村的人在学校里修坟头儿,拿死人吓唬活人,一边是上学,一边是上坟,让我倍觉尴尬:你不是一直鼓吹沂蒙山人有文化吗?不愚昧吗?所有庄上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吗?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儿?新闻的接收当然有其接近性,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西藏或其他边远的省分,充其量吃一小会儿惊也就完事儿;它发生在温情脉脉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我的家乡,就不能不让我感慨万端,夜不能寐。
记忆中,我的家乡是注重文化教育的。1958年,我上小学二年级,负责扫除四个家庭的文盲及普及简化字。每天中午,我都提溜着小黑板去这四家教大人们识字。让我吃惊的是,那些婶子大娘们都识字,我写什么她们都能念得出来。特别我的一个四婶,她有严重的支气管炎,喘气儿都很费劲,但她不仅识字,而且还会写。我按简化字写了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,她念出来之后,还指出我写的那个“华”字和“国”字好像写得不对,尔后她拿小木棍儿在地上写了两个繁体的华字和国字。她说她上识字班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的,“这样写行吧孩子?”如今她已经去世了,但一想起她,还能清晰地记起她说这话时的神态和声音。后来我大姐说:“她们识字比你都多,你还扫她们的盲呢!”她们当然都是战争年代识字班时候学的。你到农村去,不时地会看见一些老太太坐在树底下戴着眼镜看报纸,她绝对就是当年的识字班。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曾不厌其烦地写过它。
当然,我家乡还是缺知识缺人才。整个五十年代,所有初中以上的学校普遍生源不足,录取分数线再低也还是招不够。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临近几个县的学生骑着马或小毛驴(交通不便,公路不通)来我们县考学,也有于赶考的路上遇上山洪暴发、沂河暴涨,让大水给冲跑了的。那时还有助学金,有些学生就是靠那三五块钱的助学金,读完初高中走进大学校门的。求学不易,办学也不易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情景。那是一个看上去已经很老了的生物老师,噢,名字记起来了,叫刘华宇。他步行三十多里地(他不会骑自行车)一路打听着来到我家,告诉我:你已经被我县唯一的一所高中正式录取了(我后来知道他之所以强调是正式录取,是因为当时还有副取生,即正取生中有不上的可以在副取生中按名次递补)。尔后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报到,带什么东西。他的神情是那么高兴!连口水也没喝,说完就走了,他说他还要到别的庄上去通知另外一个被录取了的学生。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