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力手段压制其他声音,要求所有人为了目标出力。因为战争和水患都是拖不得的,重要的时间点往往稍纵即逝,根本没时间给大家博弈、讨论。而且,它们关系到的利害也非常重大,其他的各种要求都可以为之让步。
西门豹治水时说,“民可以乐成,不可与虑始”。民间虽然对于西门豹的驱使不满,但还是在规则的强制要求下完成了水利施工。最后发现确实有益,就没人再指责他,也不认为他的话是蔑视自己。长期以来,整个制度就是如此运行,人们也被教育要服从规则,为了集体利益做出贡献。
但另一方面,在面对战争和水患的时候,任何决策错误都是致命的。而且,往往也没时间去讨论和更改。同时,因为决策者权力高度集中,所有的误判都会被放大,招致严重的后果。因此,一旦决策者出现严重问题,就需要用尽快的方式把他排除出去,而这种最高效的方式,往往就是通过肉体消灭实现的。
无论是信陵君救赵,还是项羽破釜沉舟,为了夺取兵权,都采用了直接击杀原本将领的手段。但之后,这些故事却被传为美谈。其中的逻辑,自然也是不难分析的。
因此,在外人看来,中原政权的运转过程,可能显得十分酷烈。平时的管制十分严格,而一旦出事,立刻刀光剑影。
这种特点,也没法拿单纯的“好”、“坏”来判断。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,很多时候没法定义“先进”“落后”,只能用“适应”来衡量。既然其他方式适应不了黄河,那就只能这样了……
而中原的政治哲学,也都在体现着这两个方面。
比如最典型的儒学,其实有两部分。就像孔子强调社会关系时,总是成对说一样,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也是共同存在的。
一方面,理论中主张,所有人平时都要遵守规则,在礼制的约束下活动;另一方面,它也不断强调,能力不合乎要求的人要赶紧离开掌权的位子。
在孔子的时代,这种表达还比较温和,只限于对大小贵族的要求,对于社会顶层和底层没有涉及。
到孟子的时候,随着“士”的范围进一步扩大,对普通人也有了要求;而对应地,能力考核的范围也扩大到了君主,产生了“诛一夫”的理论,要求用暴烈的方式淘汰不合格的统治者。
后世统治者当然只想要其中一方面。这一点从传世典籍的流变里,能够直接看出来。
后世人曾经发掘出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儒家简牍,与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的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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