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能任官，则分职治；去无用之言，则事情得；不作无用之器，即赋敛省；不夺民时，不妨民力，则百姓富；有德者进，无德者退，则朝廷尊；有功者上，无功者下，则群臣逡；罚当罪，则奸邪止；赏当贤，则臣下劝：凡此八者，治民之本也。
然后拐到了刑名之术，落脚在“赏罚分明”上，也就是法家推崇的“法”：
故法不远义，则民服而不离；和不远礼，则民亲而不暴。故法之所罚，义之所去也；和之所赏，礼之所取也。礼义者，民之所服也，而赏罚顺之，则民不犯禁矣。
又提出“治本四要”，也就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术”，落脚在法家推崇的“术”上：
致利除害，兼爱无私，谓之仁；明是非，立可否，谓之义；进退有度，尊卑有分，谓之礼；擅杀生之柄，通壅塞之涂，权轻重之数，论得失之道，使远近情伪必见於上，谓之术。
凡此四者，治之本，道之用也，皆当设施，不可废也。
得其要，则天下安乐，法设而不用；不得其术，则主蔽於上，官乱於下。
再加上君权天然具有的“势”，用儒家的道理，来论证出“法、术、势”的必要性和互相联系，相当于在法家外面套一层儒家的外壳，这不就是王娡最欣赏的“外儒内法”吗？
本以为董仲舒名望高，精通儒学，把他抬上了桌面。原来务实，比精通更适用。
“公孙弘，此人家世师从？”王娡问左相窦婴。
“回禀太后。公孙弘乃淄川国举荐贤良……”
公孙弘的老师，是著名的《春秋》名儒，齐人胡毋生。胡毋生为董仲舒师兄，二人都是景帝刘启时的儒学博士。
“如此，董仲舒倒是公孙弘师长了。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啊！”王娡赞赏点头。
“太后，虽是董仲舒辈分高，可公孙弘却年长董仲舒二十岁。他，已是花甲之年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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