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？
所以明朝收税可以理解为都是‘外包’的。
在包税制之下，知府、知县每一任官员都有解缴税赋的压力，上面对你是包税，即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，你得把一年的税赋给凑齐了。
回过头来，知县又能怎么做？
亲自带七八个捕快一门一户的催税？这要是碰上一些性子狠的，都有可能聚起来把人给打了，可别说咱这个民族不尚武，那是不涉及土地和钱粮。
所以大多数情况下，地方官员并不敢和当地的豪族大户彻底决裂，否则人家来个暗中抗税，你这流水的官也就当不下去了。
与此同时，豪族大户也不会自觉天下第一，他们当然还是畏惧官府，所以时常敬孝，这样便于他们藏田、藏丁、逃役等，不止如此，在子女教育、就业等等方面都可以求得便利。
如此一来，双方一拍即合，相互利用，官绅官绅，就是这么凑到一起的。
所以此事推行之难，在于量士绅之田，就是量官员之田，测量员一到地方，天然的就遇到各种阻力。
靳贵到南京的日子是七月二十三，的确带去了皇帝在江南诸县清田的旨意，是时，也并无人知晓天子后续之招。
只不过靳贵做事也不像张璁那样‘胡来’，他还是走的官府的正常路子，按照公文下发流程逐步推进。
实际上，也是行事相对小心。
此外，他当然也去了魏国公府，魏国公不一样，皇帝私下里‘威胁’了他，他最多只敢藏，而不敢抗。
消息传出，从南京到常州再到苏州、松江，暗中唾其面的不知道有多少。
而靳贵真正的麻烦也很快来了。
七月二十六，江宁县测量员禀报，当地数家生员蓄意挑衅，先是胡搅蛮缠一番激怒他们，随后挑起事端，再用一纸状文告到县衙，几天时间光顾着打官司了，等到真要去量地，那就以官司之名，百般阻挠。
说到底，测量员大多是考不中进士的举人、秀才，做这桩事也是因为家里缺钱，将来么，难有成就。
而这些生员，少说家里也有为官的，难道还怕他们？
七月二十八日，常州府宜兴县知县又禀报，朝廷所派测量员藐视官府，入乡行事，全然不顾知县之尊，仿佛钦差行至，嚣张跋扈至极，因而使得县内大户和百姓皆厌之，清田之事也万难推行。
八月一日，镇江府又来报，干脆便是说当地有刘光羲等纠结同窗四百余人，在大街之上公然游行，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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