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立刻赶了回去，再次请见，跟皇帝一顿唇枪舌战，拍着桌子，这个反贼的名号，他绝不肯背！皇帝要他背，他就辞官回乡去，连宜城伯都不做了，皇帝再逼迫，他就学那朱纨自杀明志。
他堂堂大明再次伟大第一功臣，决计不会允许身后名和反贼有任何的瓜葛！
这件事很重要，至少对他而言。
朱翊钧也拗不过，最后答应了下来，折中了下，以朱中兴的笔名进行了刊行，朱中兴这个笔名，民间一般认为是张居正的笔名，但朝中官员都很清楚，这就是皇帝的笔名。
绥远、陕西的旱灾，情况比朱翊钧想的要好很多很多，水利工程的修建、更多救荒粮的栽种、水肥，这三管齐下之下，旱灾的问题并不是恶劣到地方无法收拾的地步。
降水量减少并不是谎报，而潘季训、沈一贯请旨减免七成的田赋就能渡过难关，也不是吹牛，陕西、甘肃、绥远，加起来的丁口才不到八百万，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旱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关中，实际上的旱灾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。
地广人稀，土地的产出能够满足需求，即便是再旱，只要没有大规模的人祸，就不会酿出饥荒来，就怕有人屯粮兼并。
六百五十万石粮草的支援，潘季训只要了二十万石，如果有缺再要，潘季训在奏疏里郑重的感谢皇帝的圣恩，放到以前，那都是等到饥荒蔓延，流民闹出民变来，朝廷才会象征性的处理下，而且多数以剿为主。
这仅仅是降雨量减少，朝廷就做出了响应，这对边方而言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
朝廷明公不是不知道降雨量减少的危害，也不是不知道如何处置，是以前，朝廷也没有那个财力。
经济权力等同于政治权力，没有经济基础，很多政令的推行，都是镜中花水中月。
正如同大明皇帝预言的那样，阶级论斗争卷悄无声息的上架了皇庄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澜，都是跟着前两卷搭配着销售，看起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也没有掀起什么风力。
“哎。”张居正看着手中这本奏疏，是一名科道言官对于陕甘绥三地推行的减租法的批评，张居正叹气的原因，不是奏疏内容，而是这里面引用了斗争卷的内容。
虽然句句不提，但主旨太明确了，但张居正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个科道言官读了斗争卷，而且聊熟于心。
这本奏疏内容是批评减租法有漏洞，在这名科道言官眼里，朝廷的政令，不应该以倡导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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