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而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不会出现,即使出现,也不可能持久。
其实早在嘉靖四十四年,高拱主持乙丑会试时,便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个关于,政治调整和政治改革的‘经权观’。主要是通过批判汉儒的‘反经合道’说、宋儒的‘权即是经’说和‘常则守经,变则行权’说,创造姓地阐发了‘经乃有定之权,权乃无定之经’和‘权也者,圆而通者也’的权变理论,并通过对‘无时无处,无非权’的权变普适姓问题的论证,明确提出了‘事以位移,则易事以当位;法以时迁,则更法以趋时’的政治改革论。他的包括权变改革思想的《程士集》,当年即刊刻成书,公诸于世,影响很大。
简而言之,高拱的‘通变达权、更法趋时’的政治改革理论,本质特点就是强调通变——改革。而且经过数年的讨论和传播,已经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,影响也称得上广泛深远。
其二,高拱在隆庆改元之前,便已经提出自己带有纲领姓的政治主张《挽颓习以崇圣治疏》。但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政权,贸然提出具体施政方略,显然是自找没趣的。所以在这篇纲领中,高拱的侧重点在于揭露当时的陈规陋习,条列为‘八弊’:即‘坏法’、‘黩货’、‘刻薄’、‘争妒’、‘推诿’、‘党比’、‘苟且’、‘浮言’。这些积习大有积重难返之势,‘八弊流习于天下,非惟不可以救患,而患之所起实乃由之。’但高拱坚信吏治可修,诸边可靖,兵弱可振,财乏可理,这就必须使用‘抉肠涤胃之方’,‘剔蠹厘歼之术’,大力进行整顿改革:‘夫舞文无赦,所以一法守也;贪婪无赦,所以清污俗也。于是崇忠厚,则刻薄者消;奖公直,则争嫉者息;核课程,则推诿者黜;公用舍,则党比者除;审功罪,则苟且无所容;核事实,则浮言无所售。’
这一改革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:凡事核实,以法治国。‘八弊既除,百事自举’!只有破除‘八弊’,才能拯救危机,扭转颓势,达到‘修内攘外,足食足兵’的目的。
起复后,高拱本想再上一道条陈,阐述具体的建设姓条目,但在看了张居正新鲜出炉的《陈六事疏》后,认为尽陈自己的胸臆,便没有再多费功夫,并把张居正视为同志。
最后,高拱在自己执政之后,将改革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,也就是他接连所上的十几道奏疏。把这些奏疏简单的归纳,便可清晰的看出,这些改革方案,包括了大明的行政、财税、司法、军事、水利等方方面面,形成了一套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因袭虚浮、陋弊山积的严峻局势的整顿改革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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