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书上对韩延徽充满溢美之词,认为他对推动两国和平作出了不朽的贡献,应该追授诺贝尔和平奖。史籍记载:“故终同光之世,契丹不深入为寇,延徽之力也。”
然而有人对此提出质疑,拿着《资治通鉴》,反驳得有理有据,“瞧,916年刚说了契丹不深入为寇,917年契丹就大举入侵幽州,权威史书打脸了!”
首先,请正确理解“不深入为寇”。非要咬文嚼字的话,契丹只是在中原的门口(幽州)蹭了蹭。
其次,再看前半句,“终同光之世”,同光是李存勖建立后唐之后的年号,公元923年4月,李存勖建国称帝,改元同光。狭义来讲,契丹在923年以前的入侵要排除。
当然,我们可以说“同光之世”应该理解为整个的李存勖时代,以支持通鉴打脸说。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了:韩延徽的这封书信是何时写的。
史籍对此并无明确的时间节点,只说李存勖遣使通好,韩延徽借机捎回书信。双方的使者往来比较频繁,能够载入史籍的,只是比较大规模或者说意义比较重大的,究竟是哪一次的使节捎回的书信,无从考证。
再者,史书虽然以严谨、客观为基本导向,但史官也摆脱不了浪漫主义情怀,例如欧阳修,倒不能说是艺术加工,但一定程度的润色是有的。对于《资治通鉴》的正确理解,应该是韩延徽的确为两国友好做出了突出贡献,就不要纠结细节了。
当契丹人满载而归的时候,河东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兵变,再一次为契丹人提供了可趁之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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