革,“诗”、“赋”不再是必考科目,所以念书人也就不用每日平平仄仄了。
如此一来,“答蕃书”的分量就加重了,也侧面反映出了明宗一朝的外交事务日益繁重,国家真正急需的不是吟诗作赋的人才,而是外交人才。
另外多提一句的是,这位刘煦同志,就是《旧唐书》的名誉主编。
在与契丹的外交关系上,李嗣源时期的中原暂时处于上风,不仅卢文进、张希崇弃暗投明,连辽太祖的长子、前皇储耶律倍都弃国来投奔,让后唐赚了短线的吆喝、长线的机会。更重要的是,这位耶律倍也当了一回“卖国贼”。
这位“东丹囚徒”在李嗣源这里受到了空前的礼遇(天子礼),冰火两重天的刺激让耶律倍失了分寸,激动之余,先进献了三枚大辽印信,继而进献了契丹地图。
献印,只是一种务虚的表明态度、姿态,而献地图,则是实实在在地卖国了。
耶律倍献地图,在《明宗本纪》中有明确记载,而《辽史》中却不见记载。也许契丹人并不知道耶律倍的卖国行为,或者有意回避、美化,因为耶律德光死后,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即位,史称辽世宗,他必然要对老爹进行一定的包装。
面对“四夷来王”的盛况,李嗣源的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的。“小藩”们只求小恩小惠,原本就不是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;大藩(契丹)暂居下风,却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,这才是后唐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。
而李嗣源最大的难点则是朝廷内部——权臣安重诲,这位憨直而又热血的愤青,不仅把国内藩镇们搞得鸡飞狗跳,甚至敢于插手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——立储。
安重诲将为他的鲁莽和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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