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福七年（942）
——7月，降制免税，“天下有虫蝗处，并与除放租税。”
——8月，襄州安从进叛乱被平定
“诏赐襄州城内百姓粟，大户二斛，小户一斛，以久困重围也。”
“诏免襄州城内人户今年夏秋来屋税，其城外下营处与放二年租税。”
天福八年（943）
——正月，下诏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同时规定，“民有积粟者，均分借便，以济贫民。”
这就是以圣旨的形式宣布劫富济贫了，当然，我不否认皇上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是希望天下苍生互帮互助，共渡难关。只是操作起来有很大的困难，“民有积粟者”、和接受救济的“贫民”，他们以什么标准来评判？显然就是靠地方官吏，这就给贪官污吏留出了很大的施展空间。
我们有理由认为，被劫的未必是富人，接受救济的，也未必是穷人。好比今天有人开着奔驰宝马领低保、公租房，而有些穷人却因材料问题而领不到。
经是好经，被坏和尚念歪了。
——6月，朝廷派出了几十名中央特派专员，下到地方各州郡，强行搜刮百姓的粮食。
这些中央特派专员如狼似虎，甚是严苛无情，只要发现有人胆敢藏匿粮食，当场诛杀。这就是朝廷对百姓公然抢劫了。
这次强征民间口粮的直接后果，就是本年9月“州郡二十七蝗，饿死者数十万”，一个月就饿死几十万人，蝗虫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背。
随着年底与契丹的战争正式爆发，后晋朝廷的财政更加吃紧，粮草、军饷、战马等战略物资严重匮乏，于是，石重贵对民间的盘剥更加严重了。
开运元年（944）
——正月，“诏率天下公私之马以资骑军。”
抢民间马匹。
——3月，“诏天下抽点乡兵，凡七户出一士，六户资之，仍自具兵仗，以‘武定’为军号。”
强行征兵，老百姓要么上前线当兵，要么就出钱，至于上前线的这位民兵，年龄、体质等均不重要，而且盔甲武器战马等需要自备，“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”。
上前线的这位民兵，也许是位四五十岁的老农民，也许是体弱多病的病秧子，反正都是送去当炮灰的。可想而知，这支“武定军”的战斗力如何了。
——4月，“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诸道州府括率钱帛，以资军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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