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终夏竦未能如愿。就此,夏竦彻底站在了“改革派”的对立面。
随着新政的推进,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,斗争也日趋激烈: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“多非其才”;做为反击,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,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,以示对同僚的支持。
在这之后,党争进一步“升级”: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,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“伊、霍之事”。这个“杀人诛心”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,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,出朝巡边。
持续不断的党争,使得变法无疾而终: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(庆历四年),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(约等于副宰相)之职,富弼也于同日去官,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,远离朝廷。在这之后不久,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,“庆历新政”就此落幕。
而与“庆历新政”相比,“王安石变法”更具有代表性。
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“党争”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: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“站队”,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,“变法派”一开始便占据上峰。
随着新法的推进,反对派的声音“一浪高过一浪”: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,神宗拒绝答复,前者就自请出朝;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,神宗未置可否,范纯仁也坚决辞职;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;司马光上书无果,主动要求到洛阳修《资治通鉴》;苏轼、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,结果苏辙被贬河南,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……
可以说,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。然而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,保守派再一次掌权(省略一点,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)。
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,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,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肉体毁灭。
相较于大明而言,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。
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?
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,其实那是误解,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,“党争”的苗头已经显现。
当时,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,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,是故明朝建立之后,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,身居高位。
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,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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