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看吧,事情又绕回了淮扬。淮扬是盐业聚集地,漕军或说“漕工集团”早就和淮扬大小盐商们达成了利益共同体,漕军需要盐商们供货,盐商们也需要漕军“免税分销”。
显然,在这种制度下,所谓漕军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,变成普通的劳动组织,即所谓漕工。说他们毫无战斗力可不是胡乱冤枉,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,山东一伙反贼将停靠在济宁港的1552艘船只洗劫一空,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无作为,任由反贼取走,哪有半点“兵”样?
这事件当然震惊了整个朝廷,山东道监察御史质问漕运衙门:“……但军至数万,总兵、参将统制,把总、指挥分领,未闻何官以勇死伤者!”这充分暴露了所谓漕军作为军队而言已经完全是名存实亡,他们彻底由漕军变成了漕工。
内陆运输本来就有很大的弊端,一是运河河道窄浅,经常面临水源不足的问题,尤其是初春暮秋时节,河道干涸,需要人工引水;二是刚才说过的,黄河经常决口,所携带的泥沙就流入运河中,疏通河道耗费巨大。
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,礼部侍郎邱濬便提议重开海运。彼时,他详细讲明了海运的优势:“海运虽漂溺之患,但海舟每艘可载粮1000余石,相当河舟三倍,省牵卒之劳、驳浅之费、挨次之守。”
邱濬就是大学衍义补的作者,高务实当年陪高拱起复来京时就在读这本书,他认为邱濬是大明朝难得的经济学家之一。可惜他说得再有道理,当时朝廷仍然未曾采纳,只是嘉奖了他一番,大意是您老辛苦了,但是事情不太好办,以后再说吧。
到了嘉靖初年,内阁大臣桂萼提出恢复海运,“舟行海洋,不畏深而畏浅,不畏风而忧礁”。此议论一出,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,尤其是漕运总督衙门直呼祖宗之法不可变。
顺便提一句,桂萼才是真正的“一条鞭法之父”,是他头一个提出此法的。别的不说,夸桂萼是个“有见识的改革派”想必错不了。
再之后就是重开海运了。隆庆六年,由时任漕运总督王宗沐、都御史梁梦龙联名首倡当然这是在受过暗示之后的动作,内阁高拱、张居正立刻表示支持,户部在商议后同意试行海运,于是万历元年三月,第一批12万石粮饷顺利抵达天津港。
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,或者只到张四维往海运加入高价值贡赋,问题都不大,甚至申时行秉政前期犹犹豫豫也没关系。漕运虽然被海运“瓜分”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额,但也还能勉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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